2015年12月11日林森浩因故意杀人罪名成立，经最高法院核准，于当日被执行死刑，此刻我们没有理由不尊重司法判决及最高法院的死刑核准裁定。

林森浩的伏法，舆论尚未平息，却引起了另外一番争论：林森浩案存在“疑点”，为何要杀?贪官污吏为何轻判?实际上，这两类犯罪不是同一类罪，根本不具有可比性的。囿于立法技术限制，也不可能在故意杀人罪与贪污腐败犯罪的刑罚配置上做到平衡。

如果非要比较，林森浩故意杀人案与2008年本人办理的中国政法大学付成励杀人案着实可以对比分析一下。林森浩案情不必多说，付成励案情各位可百度付成励即可一目了然。林森浩有很强的求生欲望，但终未免死;而付成励一心求死，却未能了却心愿，如今已被减为有期徒刑。同样发生在大学校园的命案，为何结果如此不同?我们对比一下林森浩和付成励细节：

1、案件的起因：

付成励案因为是不公开审理，细节不便多说(见百度百科“付成励”)，但有一点需要说明，网传的感情纠纷因被害人死亡，终未能得到证实。

林森浩因生活琐事，与被害人黄洋有隙，遂产生杀人动机。

2、从主观方面来看：

付成励事先买了水果刀，怕杀不死被害人，又去买了美嘉意牌菜刀;手起刀落，被害人颈椎被砍断二分之一，付随后报警;被害人当场死亡，其犯罪意志非常坚决。到案后明确表示，就是要杀死被害人，在主观故意方面，没有任何争议。

林森浩采用投毒的方法杀人，被害人并没有当场死亡，抢救了10余天，无论如何不能说没有生还的希望。至于人们质疑林森浩在黄洋抢救期间没有说出真相，耽误了治疗，我到不那么认为。有些道理常人可以理解，在那样的情况下，林森浩的心理状态是恐惧的，不敢说出真相，这才符合一个理性人的正常心态。实际上，这个时候，林森浩的犯罪意志已经不那么坚决了，只是慑于刑事打击，不敢说而已，他还有一丝侥幸心理：即黄洋能被抢救过来，亦或办案单位查不出死亡原因。因此，林森浩的犯罪意志没有付成励那么坚决。

3、从客观方面来看：

付成励在2008年10月28日晚，在现场还有19名准备上课同学的情况下，从被害人右后颈部下手，血溅三尺讲台，现场学生惊恐无比，场面之血型，可以想象。对在场的19名同学，那种画面是一生都无法抹去的阴影。被害人的死亡，对中法文化交流也造成一定影响，因为其作为留法12年的法学教授，及对法国文化的了解，在国内几乎无人能替。此案对中国政法大学也造成了很坏的影响，为此，央视心理访谈栏目做了两期专题片《从骄子到囚徒》未能播出。付成励没有给被害人家属以经济赔偿，被害人家属也放弃了赔偿请求，并表示司法机关如何处理他们都没异议。当然，政法大学给被害人家属以赔偿，那是基于另外一个法律关系。

林森浩采取投毒方式故意杀人，现场情况没有那么血腥，对周围同学的心理冲击也没有付成励杀人现场那么大。林森浩家属没有对被害人家属进行赔偿。

4、认罪态度方面：

付成励到案后，拒不认罪，声称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，是“替天行道”。

林森浩到案后，认罪悔罪。

5、控方态度：

付案公诉机关认为，付罪行极其严重，认定自首，但不予从轻。

林案公诉机关认为，虽有悔罪表现，但不足以从宽处理。

以上诸方面的对比分析可知，无论从主观恶性，还是犯罪情节，付案的情节都比林案恶劣，可两案结果却是生死的差别。

一个重大刑事案件的辩护思路非常重要，甚至要提高到战略的高度。从媒体得知，林父坚称这事情不是其儿子干的，要求做无罪辩护。直到临行会见，还问林森浩求证这事儿是不是他干的。因我不是林森浩案的辩护人，对该案辩护思路如何确定不甚了解，也不宜做过多解读。我只能谈一谈当年办理付成励案的一些细节及感受，供大家参考。

多年的刑事辩护经验告诉我，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可以做无罪辩护，也不是所有的案件都能利用媒体去辅助辩护工作。

一、慎用媒体。

毋庸讳言，媒体能救人，但也能杀人;对律师来讲，媒体的炒作可以一案成名，也可能身败名裂。众所周知，邓玉娇、吴英都是被媒体给救了，但药家鑫案，媒体深度介入效果并不太好。李庄案，由于媒体的介入，使某律师一案成名;但在李某强奸案中，媒体的负面作用也显而易见。

我们还是回到付成励案上来。

在2008年10月28日付案案发后几天，家属找到我。我告诉付的家属，要做最坏的打算，即死刑立即执行。此时，付成励的父母已经咨询多位知名大律师，而我这个小律师给他们的预期是最糟糕的，但他们毅然选择了我。随后我向律所主任汇报，所里高度重视。

次日去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付成励，第一次会见遭到抵制，他明确表示不需要律师，签字拒绝。后来过了一周，付案预审员李江涛警官电话与我们沟通，说付成励还是个孩子，一心求死，此案不可能没有律师参与，希望再去会见一次做做付成励的工作。第二次会见，我们强调了家长的嘱托、法律的规定以及学校的关心，付同意我们为他辩护，我们开始正常的交流。

当媒体得知我为付成励辩护后，电话就被打爆了。但多年的刑事辩护经验告诉我，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可以利用媒体炒作，也不是所有的案件都能做无罪辩护。律师一招不慎，也许就是千古遗憾，而对当事人来讲可能就是生与死。

第二次会见付成励了解案情后，我们确定的第一条基本原则就是：对媒体我们只讲程序问题，不讲实体问题。实际上，我接案以后，我把付成励的电脑、手机短信、邮件，浏览了好几遍，加之付成励本人陈述的情况，我了解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，对案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付成励本人也是希望通过媒体报道，让更多的人了解所谓师德问题，甚至期盼该案能够引起教育部的重视，但我不能迁就付的想法，也必须理性面对媒体。

当时为什么决定案情问题要对媒体三缄其口?并不是我耍大牌，我也不是所谓大牌。律师的工作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，就付案当时的情况而言，情节比较恶劣，对于能否保住他的性命，我是没有把握的。尤其是当时媒体都比较关注所谓案件背后的感情纠葛(实际上，这一点在法律意义上并没有得到证实)，就这个问题，从律师嘴里说出去的话，媒体如何解读我们根本无法控制。万一哪家媒体做了另类解读，可能就要了付成励的命，那就是我们律师的失策。特别是付成励当时的本人不认罪的态度，如果媒体大肆渲染，很可能把人们仅有的同情变成憎恨，风向一变，结果可想而知!在自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，连正常的依法减刑案件都要引起非议，你能保证所有人都能正确理解你的表述吗?绝对做不到!有些事情不说话、冷处理，也许更有利于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。

二、无罪辩护要慎重。

如今的刑事辩护，有一种现象，即很多案件，只要证据有一点瑕疵、只要存在非法证据，就做无罪辩护，这种做法我认为是不理性的。必须承认，中国的刑事司法存在很多问题，否则司法改革就不会如此被热议。但是要客观的评价，绝大多数的刑事案件是没有太大问题的。即便存在瑕疵证据，也不能说明证据体系是不完整的;即便存在非法证据，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可以补正的。除非遇到呼格吉勒图、赵作海等证据存在硬伤的案件，否则不要轻易选择无罪辩护。

对于向付成励这样的案件，总体上讲，案情太清晰了，证据太充分了，付本人供认不讳，我们只能做罪轻辩护。

当然，付案的证据也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例如当时的精神病鉴定问题，据我们了解，付成励的爷爷的确疑似精神病史，但我们并不能抓住精神病问题不放，就做无罪辩护。客观上，付成励的爷爷因家住农村，病情没有引起足够重视，也从来没正式就医，即便客观上付成励的爷爷真的是精神病，但我们无法向办案单位提供家族精神病史的证据。就这一点来说，作为辩护人，如果当时我们揪住精神病问题做文章，显然对维护当事人的权利没有任何好处，除了招致司法机关的反感，对案件的处理没有任何积极影响。尤其在中国当下的司法环境下，正常为自己辩解都会被认为是态度不好，你做无罪辩护，被告人不认罪，很可能被神奇的法官理解为对抗审判，没有悔罪表现，最后给你个相对较重的判决，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。付成励的精神病鉴定问题，经过沟通之后，侦查机关还是同意了我们的建议，为付成励做了司法精神病鉴定。

后来，我们又与学校联系，争取校方对辩护工作的支持(实践证明效果很好)，走访付成励初中、高中的同学老师，调取证明其罪轻的14项证据。

最终，案件结果令各方都比较满意。

一审判决下达之后，我多次会见付成励，与其深度交流。在送监之前，他终于对被害人家属说了：“师姐，对不起!”后来我又到监狱去探望一次，他的精神状态还不错。今年6月，付成励给我打电话说已经减为有期，并能安心改造，想法也与以前有很大不同。作为辩护律师，我发自内心的为他的进步感到高兴。

办理刑事案件，辩护工作的每一个步骤、每一个决定，都要经过反复思考、充分的论证。千万不能图一时之快剑走偏锋，否则后果是相当严重的。

当然，林森浩的死，完全归罪于辩护方向和媒体炒作也不客观，法律就是法律，一个法治国家，司法判决影响舆论是可以的，但绝不允许舆论干预司法。林案终究还是在法治的轨道上画上句号。

此时，我不由想起贝卡里亚的一句名言：刑罚的威慑作用不在于其严酷性，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。如果所有的贪污犯无一漏网都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，比判处1%的贪污犯死刑而99%的贪污犯漏网，效果要好的多。

林森浩的生命已经终结，再探讨他该不该杀已经没有意义。在世界范围内轻刑化的浪潮中，少杀慎杀是完全必要的。相信我国司法机关会长期坚持这一刑事政策，直至死刑的废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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